我黨的歷史，是一部不斷自我革命與治理范式迭代的歷史。西柏坡時期提出的“兩個務必”，既是革命勝利前夕的政治警醒，更是深植于中國政治基因中的治理哲學。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敘事中，這一精神遺產正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而干部培訓作為政治精英再生產的關鍵機制，其使命已超越知識傳遞的表層功能，直指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核心命題。

西柏坡干部培訓基地

一、治理基因的雙螺旋結構：解構“兩個務必”的政治哲學

“兩個務必”的本質，是執政黨對權力運行規律的深刻認知。其中，“謙虛謹慎”指向權力主體的精神品格，要求執政者始終保持對“權力來源”與“權力邊界”的清醒認知，這構成了治理合法性的倫理基礎;“艱苦奮斗”則強調權力實踐的行動準則，在物質與精神、守成與創新的辯證關系中確立發展理性。二者形成的雙螺旋結構，恰如DNA鏈般嵌入中國政治體系的深層邏輯：前者確保權力不異化為壓迫性力量，后者驅動治理系統永葆進化活力。這種基因特質，使中國式現代化避免了西方“技術理性至上”的治理陷阱，構建起價值理性與技術理性相統一的治理范式。

二、現代化的中國之問：治理基因的當代激活

中國式現代化的獨特性，在于其既要突破“后發國家轉型困境”，又要破解“超大規模治理難題”。當技術變革速度超越制度調適能力，當多元利益訴求沖擊傳統治理結構，“兩個務必”的治理基因展現出特殊價值：

“謙虛謹慎”解構治理傲慢：在算法賦能決策的時代，警惕技術精英主義對群眾路線的消解，防止“數據決策”異化為新的官僚主義。

“艱苦奮斗”抵御發展異化：在物質豐裕中保持精神追求，在效率優先中平衡公平正義，避免現代化淪為資本邏輯的單向度演進。

這種基因激活不是簡單的歷史回歸，而是通過創造性轉化，將革命年代的精神遺產升維為現代治理的元規則。它要求干部培訓從“知識灌輸”轉向“思維革命”，培養既能駕馭復雜治理工具，又不迷失價值坐標的“新型治理者”。

三、西柏坡干部培訓的范式革命：基因編碼與能力重構

傳統干部培訓往往陷入“歷史教育”與“現實需求”的斷裂困境。賦能中國式現代化，需構建“基因—能力”轉化新范式：

價值操作系統升級：將“兩個務必”轉化為可操作的治理原則。例如，“謙虛謹慎”具象化為“政策制定的負外部性評估機制”，“艱苦奮斗”落地為“創新容錯與底線堅守的平衡框架”。

認知界面重構：開發“歷史—現實”雙向鏡鑒教學法。通過還原西柏坡時期“進京趕考”的決策場景，引導干部在數字化轉型、全球化博弈等現代“考場”中，體認治理基因的恒常價值。

能力生成模式創新：建立“壓力—反思—進化”的閉環培養體系。利用情境模擬、逆向推演等工具，鍛造干部在不確定環境中的戰略定力與創新魄力，使“趕考精神”轉化為破解“卡脖子”難題的實踐智慧。

四、超越工具理性：構建中國式治理話語

當西方治理理論陷入“制度決定論”的窠臼時，中國通過激活“兩個務必”的治理基因，正在開創一條新的道路。這條道路的獨特性在于：將政黨的精神傳統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底層邏輯，使價值傳承與技術創新形成共生關系。干部培訓在此過程中扮演著“基因解碼器”與“能力轉換器”的雙重角色，其終極目標不是培養技術官僚，而是塑造具有歷史自覺、價值定力與創新膽識的“新時代趕考人”。

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層推進，終將證明：真正可持續的治理現代化，不在于制度的精巧模仿，而在于文明基因的創造性傳承。當“兩個務必”的精神密碼被完整破譯并注入治理體系，干部培訓便完成了從“人力再生產”到“治理范式創新”的歷史跨越。這場靜默的基因革命，或許正是解碼中國治理奇跡的關鍵密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