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縱貫南北，山高谷深，溝壑縱橫，易守難攻，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具有開展游擊戰爭得天獨厚的優勢，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中國共產黨基于太行區獨特的地理優勢以及社會狀況，在此地同步進行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根據地政權的建立。太行區黨委依據中共中央統戰工作方針，確立了正確的統戰政策，開展了一系列切實有效的統戰工作。

建立“三三制”政權，團結各階層人士

從八路軍進入太行山到1940年春季，太行根據地的抗日民主政權處于初創階段，政權建設發展不平衡，法治建設不完善。為了全面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匯聚社會各階層力量，特別是爭取中產階級及進步士紳的認同與支持，有效孤立頑固勢力，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由毛澤東起草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該文件提出了“三三制”原則，即在各級政權機構人員構成上，確保共產黨人、非共產黨人的左翼進步人士以及中立派或中間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席位。此舉旨在構建更廣泛、更堅實的統一戰線，促進民主協商，共同抵御外侮。

實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權，是建設抗日根據地的基本政策和重要工作。1939年至1940年春，太行根據地連成一片。為實現共產黨的統一領導，建立統一的政權，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軍總部于1940年成立冀太聯辦，“三三制”政權建設從此進入實質性階段。百團大戰基本結束后，冀太聯辦又召開了“專員縣長會議”，進一步部署“三三制”政權建設工作。同時，在遼縣(今左權縣)澤城村建立了“抗戰建國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基層政權建設人才。太行根據地開展大規模的村選運動，將大部分的農村政權掌握在抗日積極分子手中。廣大農民掙脫了地主及鄉村豪紳長期以來的桎梏，初步展現出了投身抗日斗爭的主動性與積極性。鑒于華北地區抗戰態勢的演變，中國共產黨始終將鞏固革命根據地、凝聚民眾力量視為核心使命與戰略重點。在開展村選運動的同時，1941年3月16日，鄧小平在冀太聯合辦事處所舉辦的第二次行政會議中，正式倡議構建晉冀豫邊區臨時參議會(以下簡稱“臨參會”)，旨在加強區域民主建設。他提議，正值抗日戰爭步入第四個年頭之際，應適時召開臨參會的首次全體會議，以進一步凝聚抗戰力量，共商邊區發展大計。為進一步闡明“三三制”原則，鄧小平于五月發表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深刻闡述了“三三制”政權的實質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實施民主政治，說明了共產黨對政權發揮的指導和監督作用。1941年7月，晉冀豫邊區臨參會第一次會議在遼縣桐峪鎮召開。此次會議經過四十一天的深入探討和審慎審議，圓滿完成了邊區議會、邊區政府及高等司法機構的選舉任務。這標志著，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首個嚴格遵循“三三制”原則構建的抗日民主政權正式成立，開啟了民主治理與抗日斗爭相結合的新篇章。

“三三制”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光輝典范，其建立不僅在農村廣袤大地上實現了性別平等的重大跨越，還有效撼動了階層壁壘，顯著增強了民眾對中國共產黨的信賴與擁護。這一制度下的選舉實踐，為底層農民開辟了廣闊的晉升空間，孕育了眾多鄉村領袖，顯著提升了根據地民眾的政治覺悟與實戰能力，使他們能夠積極投身于民兵組織、民眾安全保衛及生產領導等多元化任務之中。基于村選運動而構建的新農村政權體系，不僅捍衛了農民的基本自由權利，包括言論、集會、結社、出版、遷徙、居住及信仰自由，更在革命根據地的政治生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

實行減租減息，兼顧農民和地主、富農利益

全面抗戰爆發后，中日矛盾上升為民族主要矛盾。在當時，地主和官僚資本相互勾結，壟斷土地，將名目繁多的糧食稅和苛捐雜稅轉嫁到農民頭上，農民生活異常艱難。中國共產黨為適應國內外發展大勢，為保障農民利益，審時度勢地將土地革命時期推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策略靈活調整為實施減租與減輕利息負擔的政策，改善農民生活，聯合地主共同抗日，從而鞏固太行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深入分析和總結減租減息政策的實施成效與經驗教訓過程中，中共中央深刻洞察到：在那些成功促使地主階層切實履行減租減息義務，并確保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承擔交租交息責任的地區，人民群眾參與抗日斗爭和民主建設的積極性大幅提升，進而為當地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相反，在那些由于各種復雜因素未能有效執行減租減息政策的區域，民眾的抗日熱情普遍不高，難以形成抵御敵人侵擾和“掃蕩”的堅強防線，導致根據地建設步伐遲緩，未能實現預期的鞏固效果，呈現出一種脆弱和不穩定的局面。

太行區從首先采取蔣介石、閻錫山提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有力出力”的合理負擔方法到1944年冬實行徹底的減租減息運動，大大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農民抗日積極性也大為高漲。以1941年至1942年間太行區減租減息運動蓬勃發展時期為例，根據中共中央頒布《關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的核心要義，中共晉冀豫區黨委于1942年4月15日召開擴大會議，旨在通過組織干部學習和深入研討，隨后發出《關于如何執行土地政策的指示》，指出：“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是發動農民，聯合地主與富農。”“今天是削弱封建勢力，而不是消滅封建勢力”。雖然這一時期敵人對太行抗日根據地的掃蕩、蠶食更為緊密，但減租減息斗爭卻比以往任何一年進行得好。武安、涉縣在反“掃蕩”后，從反維持、反貪污、反攤派入手，發動群眾。隨后便深入減租減息，推動農民通過自己的斗爭，實現減租、收回押地。1942年11月，涉縣在南崗村舉行了三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聯村斗爭大會，分別于3日、13日及24日盛大開幕。這三次大會規模宏大，參與群眾人數超過千人，展現了空前的團結與力量。在大會上，廣大村民將債務契約燒毀，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剝削階級的枷鎖。此舉不僅彰顯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更使得廣大農民長期被非法侵占的土地得以回歸，實現了土地權益的正義復歸，為農村的解放事業和土地改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在1942年開展的減租減息運動中，太行區黨委還逐步構建了一套兼顧地主與農民雙方利益的策略體系。比如，在減租環節上，創新性地提出了根據土地質量差異來確定合理的租金比例;對退租年限、何種應退、何種即可不退，也作出了具體規定。

在減租減息運動的推動下，地主富農經濟有了較大削弱，貧雇農占比上升，中農數量增多，貧雇農土地有了較為明顯增加。減租減息運動適當調節了根據地內的生產關系和階級關系，使得根據地內社會結構發生深刻變革。通過實行減租減息這一經濟統戰工作，農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有了極大提高，開始支持擁護黨的政策主張，踴躍投身于根據地的各項建設事業當中，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巧用“讓步”策略，維護與閻錫山的統戰關系

1939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全部抗日過程中，統一戰線依然是各黨派、各階級、各民族、各集團、各軍隊的統一戰線。”其中，“各軍隊的統一戰線”就是軍事斗爭上的統一戰線。太行區為了發展抗日民族軍事統一戰線，在發動群眾團結抗日的同時，也在積極開展對閻錫山的爭取工作，對閻錫山實行適當“讓步”策略，維護與閻錫山的統戰關系。

1936年5月，紅軍東征回師后，毛澤東向閻錫山致電，申明“國難日亟，諒三晉賢者難坐視也”，隨后親筆寫信給閻錫山，陳述紅軍抗日誠意，希望能與其一道守土抗戰，將山西建成一道抗日防線。193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遣彭雪楓同志作為全權代表，秘密前往太原，與閻錫山進行了首次會晤。經過深入細致的協商，雙方就多項重要事宜達成共識，包括設立中國共產黨與紅軍在山西的秘密聯絡站點、構建雙方之間的聯絡，以及由閻錫山方面為中共交通員及太原的隱蔽電臺簽發通行許可。這一系列協議的達成，標志著中共與閻錫山之間建立了直接且常態化的溝通渠道，推動了黨在山西地區統一戰線工作的落實。及至七七事變爆發之后，毛澤東高度重視，特命秘書周小舟攜帶其親筆信函緊急趕赴太原，與閻錫山深入探討了“堅定抗戰之戰略方針、實現抗戰目標之具體途徑，以及紅軍部隊如何有效開赴前線，與友軍協同作戰”等議題，進一步鞏固了雙方的合作基礎，共同為抗日民族解放事業貢獻力量。

1937年7月28日，閻錫山復函毛澤東，表示：“先生抗日至為欽佩，國事危急，非集合全國財力人力不足以渡此難關，愿與先生同赴國難。”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遣周恩來等重要代表前往山西，與閻錫山就八路軍進駐山西并參與抗戰事宜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磋商。經過多輪富有成效的談判，雙方在八路軍的戰斗準則、領導指揮體系及活動地域劃分等關鍵議題上達成了廣泛而深入的共識，為八路軍在山西地區的抗日斗爭奠定了堅實的合作基礎。1937年9月至11月，以閻錫山為首的山西地方實力派組織力量，與八路軍密切配合，太原會戰戰績顯著，沉重打擊了日軍囂張氣焰，極大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士氣。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共產黨深入敵后，致力于抗日根據地的構建，構筑起一道道堅不可摧的抗日防線，其中，太行抗日根據地猶如璀璨明珠，熠熠生輝。太行根據地在抗戰烽火中，始終不渝地秉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刻洞察統戰工作的廣泛性、復雜性與戰略價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將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策略靈活融入抗日實踐，積極踐行統戰工作，成為華北敵后游擊戰的中流砥柱。

來源：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