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毛澤東指示工作人員把會場上原與馬恩列斯并列的毛澤東、朱德畫像摘下來。對此，毛澤東向黨內同志解釋說：“如果并列起來一提，就似乎我們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義就是我，而請馬、恩、列、斯來做陪客。我們請他們來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他還說：“如再搞一個主義，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幾個主義，這對革命不利，我們還是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店好。”那次會上，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全會立下了六條規定：一不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

1948年5月1日，毛澤東致信香港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負責人沈鈞儒，信中寫道：“弟已擬了一個草案，另件奉陳，以上諸點是否適當，敬請二兄詳加考慮，予以指教。”在給陳嘉庚的信中說：“為此亟待各民主黨派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先生南僑碩望，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肅電歡迎，并祈賜復。”在給司徒美堂先生信中說：“至盼先生摒檔公務早日回國，蒞臨解放區參加會議。”對于這些民主人士，毛澤東用了幾個極為謙遜的詞，如“弟”“予以指教”“并祈賜復”“至盼”等，謙虛之情躍然紙上。

1949年6月，毛澤東再次誠邀宋慶齡，寫道：“慶齡先生：重慶違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誠，與日俱積。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即，建設大計，亟待商籌，特派鄧穎超同志趨前致候，專誠歡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平，以便就近請教，至祈匆卻為盼!”信中的謙詞——“違教”“仰望”“趨前致候”“敬希命駕”“就近請教”“至祈匆卻為盼”等，字字彰顯出毛澤東為人的謙恭和對革命事業的孜孜以求。

謙虛是一種品格，一種姿態，一種風度，一種修養，一種胸襟，一種謀略，更是一種智慧。從西柏坡時期毛澤東的謙虛風范可以看出，“謙虛”，蘊涵了對中國共產黨人理想、宗旨、奮斗目標和作風風范等極為豐富的時代要求，開拓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走向執政地位的新視野和新境界。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