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不僅需要從客觀上分析原因，還需要從主觀上尋找答案。回顧百年黨史，我們黨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非常重視改造主觀世界，重視精神世界建設并發揮精神的作用。因此，我們常常說，偉大事業孕育偉大精神，偉大精神推進偉大事業。

西柏坡時期是我們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走向城市、由革命戰爭走向和平建設的轉折時期。在這一轉折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戰勝困難、奪取勝利、迎接解放，形成了以“兩個務必”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研究和講授西柏坡精神這三十年的時間里，筆者對西柏坡精神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近兩年來，筆者經過認真學習思考，認為西柏坡精神的內涵應表述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進取精神;依靠群眾、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這種表述方式不僅體現了“三大規律”這條主線，而且突出了西柏坡時期的歷史特點。其語言簡潔明快、邏輯清晰、易于理解，便于為廣大人民群眾記憶、傳頌，從而使西柏坡精神走出書齋，變為人民群眾的精神力量。

2002年，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我們黨明確提出了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三大規律”。縱觀黨的十六大至二十大的報告，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的每一次豐富和發展，都伴隨著對“三大規律”認識的深化。聯系起來審視，可以發現：革命實踐孕育革命精神，而沒有革命理論就不會有革命實踐。理論為實踐提供指引，而理論自身的形成又源自對規律的探索。“三大規律”名稱的確定和概念的提出，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對“三大規律”的認識和探索進入了體系化思考、系統性推進的階段，是規律探索由“自在”向“自為”的進階。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中國共產黨對“三大規律”的探索在2002年才開始起步，而應該運用“三大規律”提供的思路向后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國共產黨奮斗史，向前繼續深化對規律的認識，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西柏坡時期是中國共產黨“破壞舊世界”的終點，也是“建設新世界”的起點，是社會主義道路與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交匯期。在這個時間斷面，系統探索“三大規律”的歷史條件、歷史時機恰好成熟。這個時期，時代給中國共產黨人出了三道與“三大規律”相對應的歷史性課題：其一，能否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敢于不失時機地發起戰略決戰，實現《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共產黨人最近的目的“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實現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其二，能否把握社會主義建設規律，找到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政策策略和依靠力量;其三，能否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既鞏固黨的團結統一，又能經受住勝利后的考驗。

中國共產黨人圍繞“三大規律”進行探索，很好地解答了這三道歷史性課題，取得了豐碩的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和實踐成果。這些成果反映在精神層面則表現為西柏坡精神，可以與“三大規律”一一對應地概括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進取精神，依靠群眾、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

從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看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進取精神

1948年7月，國民黨總兵力365萬人、人民解放軍總兵力280萬人，雙方兵力之比1.3∶1。我們黨通過對敵我雙方戰爭因素的全面分析，抓住了戰爭趨勢正朝著有利于我方而不利于敵方發展的大好時機，適時而果斷地與國民黨進行了戰略決戰，并成功取得三大戰役的勝利。面對“劃江而治”的聲音和蔣介石假和談的陰謀，毛澤東同志指出，“將革命進行到底”“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正是這種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革命進取精神，使我們避免了“半途而廢、劃江而治”的半截子革命。分析進取精神產生的深層機理，我們應該看到：進取不是盲目蠻干，斗爭不是匹夫之勇。之所以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源于共產黨人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堅定“必是赤旗的世界”的信心;源于唯物史觀指導下對人的自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的深刻洞察，形成了“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的自覺;源于對世界潮流和條件機遇的深刻把握，果斷地抓住“時”與“勢”。

從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看依靠群眾、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

古代中國，國家大事取決于帝王為首的貴族、官僚體系，人民只能是沉默的甚至任人宰割的羔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后，國民黨的“黨天下”意識，將其他政黨和人民均排斥在政權之外。而中國共產黨認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必須依靠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47年通過召開全國土地會議，制定《中國土地法大綱》，讓農民“耕者有其田”，在廣大解放區實現了民主選舉。1948年勞動節前夕，發出“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8年6月，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華北人民政府，使人民有了自己的代表機構。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中得以正式確認。分析民主精神產生的深層機理，我們應當看到：依靠群眾、團結統一不是一種自說自話的唱高調，不是與國民黨“爭奪天下”的權宜之計，而是基于“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基本原理，在革命即將勝利時，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建設社會主義依靠誰、為了誰”的理性思考，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階段性成果在精神層面的凝練表達。

從共產黨執政規律看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

與西方議會政黨通過選舉方式獲取執政合法性不同，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最大合法性。西柏坡時期，在革命形勢一片大好時，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今后能永遠成功，過去的輝煌并不意味著未來可以永遠輝煌。毛澤東同志預見到革命勝利后“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的問題，他告誡全黨務必謙虛謹慎、務必艱苦奮斗。為了防止“糖衣炮彈”的腐蝕、防止為個人歌功頌德，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提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出了六條規定：不做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國同志同馬恩列斯平列。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從西柏坡移駐北京，毛澤東同志喻此為進京“趕考”，提出“我們決不做李自成”。他用“進京趕考”作比喻，意在叮囑全黨，新的形勢和嚴峻的建設任務擺在全黨面前，要確保紅色江山永不變色、紅色政權根基永固。分析趕考精神產生的深層機理，我們應當看到：謙虛精神、艱苦奮斗是黨在即將獲取全國政權時，對“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一問題的思考，其思考成果在理論貢獻上充實了毛澤東建黨思想，在制度供給上形成了“兩個務必”“六條規定”，在精神形態上則表達為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

源自偉大建黨精神的西柏坡精神，總體而言，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進取精神源自共產黨人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自信自覺;依靠群眾、團結統一的民主精神源自對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特別是建設社會主義為了誰、依靠誰的理性思考;謙虛謹慎、艱苦奮斗的趕考精神，則是關于共產黨執政規律早期探索成果在精神形態上的生動表達。三組精神對應“三大規律”，可以完整而系統地表述西柏坡精神的內涵。

來源：《人民周刊》